[21]此外，民族问题会变得更加突出和极端，会危害到西班牙民主政治的稳定性。
在推进香港民主普选的过程中，在设计和影响具体的选举制度的过程中，需要时刻意识到民主选举与身份认同之间复杂而内在的关联。这种现象源于民主选举与认同政治之间的复杂关联。
尊重人权、发展代议民主制，以及建立法治是竞选中的主要议题。捷克和斯洛伐克双方随即在当年8月份举行磋商，执行联邦政府的权力下放计划。比如，英国人和美国主体居民在种族意义上是同源的（即都是所谓盎格鲁一撒克逊人），但在政治发展和历史进程中已经成为了两个不同的民族，具有极强的民族性格差异。自有现代西班牙以来，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两个地区因为民族文化独特性一直不服中央统治，甚至经常开展争取独立的民族主义运动，乃至暴力行动。格鲁吉亚共产党为了能够赢得选举，不惜大打民族主义牌，比如宣称格鲁吉亚公民只对格鲁吉亚共和国负有兵役义务，而不再对苏联负有此等义务等。
自由派的公民运动（Civic Movement），倾向于维持联邦政体、维护国家统一。在这次大选中，四个全国性的政党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竞选，获得了350个席位中的319个。[84] 反观我国民法学界的有关主张，其主要则是倾向于在民法典中设置若干公法性的条款，其中值得瞩目的立法构想是：在法人制度上采用营利性法人和非营利性法人的简易分类，为现行公法所不能容纳的那些众多的非营利组织解决法人资格问题，由此推动国民结社自由和非营利组织在中国的发展。
这就又回到了本文前述第三部分的论题。而据以往的经验，来自于其他学科专业的建言，尤其是它该如何通过宪法之门之类的设问，[4] 很可能被视为一种令人啧有烦言的哓论。同氏：物权法草案的若干问题，载《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第8页以下。美国的State action 的理论、德国的第三人间接效力说以及日本的私人间效力说，均是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
[69] 山本敬三：「憲法システムにおける私法の役割」、『法律時報』７６巻2号（2004年）小特集「シンポジュウム·憲法と民法」、第５９ページ以下。[74]这看似民事上的名誉侵权规则得到了宪法化，但实际上等于根据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保护条款，对原有判例法中有关的民事规则进行审查，并对其部分内容进行了关键性的变更。
[73] 参见李玲：论法国民法典的宪法化，载《北方法学》2013年第6期，第110页以下。由于迄今为止我国尚缺乏涉及宪法和民法之间有关根本价值原理的深入探讨，为此这一方面有效避免了给民法典编纂可能带来破坏性影响的争议，比如像德国历史上萨维尼与蒂堡之间的论战，[29]又或日本民法典编纂初期宪法学家穗积八束对起初法国式民法典草案的批判，[30]但另一方面，这也使得这个问题直至中国民法典的编纂启动为止，一直无法得以解决。具体而言，其倾向属于上述民法的宪法化现象的第二大类，即在民法中引入了宪法规范，或曰宪法规范进入民法，然而，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却又具有明显的独特之处。倘若我们民法典中宣明所谓依据宪法（……），制定本法条款得以实效化，其实即可回应了这一点。
[37]王涌:《宪法和私法关系的两个基本问题》,载吴汉东主编:《私法研究》创刊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86] 参见林来梵、朱玉霞：错位与暗合：试论我国当下有关宪法与民法关系的四种思维倾向，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1期，第83页以下。其间，部分宪法学者也加入了讨论，内中不乏有学者对《物权法（草案）》原先版本的违宪性同样抱有学理上的疑虑。本来，立宪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适度约束公共权力，保障私权的合理行使，[50] 这一点恰好与民法学者所力主的私权神圣、私法自治之原理是一致的。
民法规范的宪法化，在世界各国早已有之。[70] 德国民法上一般人格权的创制，也属于这种规范现象的范畴。
其实，传统民法典的这种价值立场，与西方近代宪法也是一致的。[43] 关于State Action理论，国内的研究可参见彭亚楠：谁有资格违宪？——美国宪法的‘政府行为理论，赵晓力编《宪法与公民》所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31-281页。
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宪法与民法的关系角度，切入当今中国民法典编纂所已出现又或可能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其中有的属于规范法学的范畴，有的则归于法政策学上的领域。[12] 参见梁慧星：不宜规定‘依据宪法，制定本法，《社会科学报》2006年11月16日（第一版）。[35] 第二，从个体的角度而言，则是控制公共权力的肆意滥用，以维护个体所应享有的基本的自由权利。第二层则在强宪法意义上的民法的宪法化内部的交错，尤其是有代表性地体现在其第二种的具体形态之中。[44] 对于民法典是否拥有保护个体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之功能这个问题，从上述不同的观念出发，就可能得出不同的结论。在这种形态中，某种特定的民事规则看似被提升到了宪法的层面，即得到了宪法化，但实际上宪法由此也介入了该民事规则，使其具体的内容发生了重要嬗变。
而十年前有关物权法草案违宪性争议的事件，则已然为该条款的成立史形成了拂拭不去的独特内容，并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22] 王涌：民法典编纂的雄心、野心与平常心，载《凤凰周刊》2015年第10期（总第539期），第 54-55页。
韩大元：由物权法(草案)的争议想到的若干宪法问题，载《法学》 2006年第3期，第24页以下。[83] 而郑贤君教授更是高度肯定了民法之于基本权利的形成任务。
现实中，即便在市场经济的领域里，以管理法为核心的公法系统对私法的压迫现象更是随处可见，映现在民法学者眼中的难免是横暴的所谓公法优位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采纳第一义的理解，仍具有重要意义。
[24] 参见孙宪忠：中国民法继受潘德克顿法学:引进、衰落和复兴，《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第88页以下。[69] 这典型地反映在有关财产权保障的法规范上。按传统的法理论，在解释学上，这一规范性语句至少具有两种可能的意义：第一，它将宪法设定为民法典的规范内容依据，质言之，民法典对于宪法规范的内容负有具体的规范形成功能，其颇为形象化的一种观念，就是将宪法理解为在法渊源上具有繁殖能力的母法，而民法典则只是其下的一种子法。[56] ［德］哈贝马斯著、童世骏译: 《在事实与规范之间》，三联书店2003 年版，第493 页。
而综观各国宪法学界，有关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之间的关系，至少存在如下四种不同的观念。[51] 有关这些基本概念，可参见林来梵：《宪法学讲义》（第二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39页。
为此，在后者不修改的情况下，该项立法构想的采行可能导致违宪之虞的产生。有关穗积八束当年主要的批判文章民法出，忠孝亡，其实不像中国部分学者所理解的那么单纯，而是立足于德国历史法学派式的立场，重视日本的固有法理，从而基于东方式的家族国家论，对民法典中典型的个人主义的社会组织原理进行了批判。
而如果站在法国式传统观念的立场，其答案则是：民法典虽然无法保障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但同样也可以保障作为一种普适性的自然权意义上的个人自由。[26] 一言以蔽之，传统民法典并不太关心对社会弱者的保护，而采用民商合一的体系，则可能强化了这一倾向。
第一，在大陆法各国纷纷进入解法典化时代的当今，吾侪执念于编纂一部古典式民法典，并想望它发挥近代性的宪法功能，这至少从表面上看带有多少的反历史性。[65] 各家民法总则草案建议稿也反映了这个思路。这是一场更具学理性的争论，其间，梁先生明确提出，物权法第1条无需写上根据宪法, 制定本法这样的表述,因为我国的宪政体制有别于西方国家,人大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革命直接创造的政治制度，立宪行为与普通立法行为都是主权者的决断,因而只有政治上是否正确的问题, 不存在违宪评价的问题。[14] 民法典立法依据条款及其立法策略的这种政治性，甚至可以进一步追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的《民法通则》。
[53] 然而，以法国为代表，传统民法典在近代历史上曾发挥了社会组织原理的作用，乃至被今日学人称之为是宪法性功能这一点事实是不容否定的。[89] 有关宪法与民法的关系，在日本民法学界主要存在四种学说，即：异质论（众多学者）、融合论（我妻荣）、并立论（星野英一）和重层论（山本敬三）。
以徐国栋教授为代表，国内部分民法学者认为民法也能够控制国家权力。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界限的划分是宪法的功能。
[91] 佐藤幸治：『憲法』（第3版）、青林書院1995年、第445ページ。日本战后新宪法于1947年5月施行后，于1948年元旦施行《修正民法一部分之法律》，根据该法，在当时的日本民法典中追加第1条之二，规定：本法应以个人之尊严与两性本质上之平等为宗旨而进行解释（现行日本民法典第2条）。
